省农机局副局长张侃表示，截至2007年年底,全省已经建立了800多个农机合作社试点，“当年单产就提高了15％”。
豆农丁万成所在的新兴村就是农机合作社的最早试点之一。合作社会计马文芳能熟练地背出一组组数字。他表示，2003年当年，村里的人均收入增加了838元。丁万成因自己有一台拖拉机，没有加入合作社，如今后悔不迭。
同年，新兴村还实行了“反租倒包”的尝试，即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农户手中的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村集体，由村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次年，村集体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承包了490户农民的土地。马文芳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秋收时，村里的6000亩大豆良种基地，亩产最高达到185公斤。
与此同时，套作在南方的试验也初见成效。
“有个地方在甘蔗地里套作大豆，不仅大豆丰收，甘蔗也增产5％。”常汝镇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天富提供的材料也显示，在四川推行的“麦／玉／豆”套作模式，较“麦／玉／薯”模式每亩增收198元。
“只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中国大豆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常汝镇信心满怀地说。
除增产途径之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爱民博士认为，中国还应建立大豆储备粮制度，以便在大豆价格波动之时，平息市场。
对于大豆的流通环节，北京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交易部总经理胥京开出了“套期保值”的药方。
胥京刚说：“如果中国的豆农、粮商或者企业联合起来，提供透明的信息，充分利用期货套期保值，就会避免很多损失。即使有跨国粮商操纵市场，也可通过期货市场来规避。”
彭真怀最初虽然也对套期保值这一市场化手段很看好，但通过调研他发现，尽管中国企业对自己的大豆采购数量、时间、库存在同行面前守口如瓶，但国际粮商和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仍然掌握得一清二楚，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在全球大豆采购中逢价格最高时接盘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国际大豆市场知名的“冤大头”。
因此，在彭真怀看来，建立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超越单一部门利益”，实行“民营、民管、民收益”的大豆行业协会已势在必行。要尽早结束大豆管理上的“九龙治水”、内部信息不透明的局面。要像美国大豆协会那样，真正做豆农的代言人。
2007年3月25日，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日前，该协会已向政府提交了《关于大豆产业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的报告》。
“要是有人能将我们组织起来，帮着我们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就不会这样被动了。”杨传学苦涩地说。－－摘自《中国青年报》
